魏征
唐代
魏徵(580年-643年2月11日),字玄成。汉族,隋唐时期巨鹿人,唐朝政治家。曾任谏议大夫、左光禄大夫,封郑国公,谥文贞,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以直谏敢言著称,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。著有《隋书》序论,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齐书》的总论等。其言论多见《贞观政要》。其中最著名,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---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。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《魏郑公谏录》和《贞观政要》两本书里。 

太宗礼遇

 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,竭尽股肱之力,辅助太宗理政,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。魏徵建言行事,匡正朝政失误,助成贞观之治。太宗曾说:“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谠,安国利民,犯颜正谏,匡朕之违者,唯魏徵而已。古之名臣,何以加也。”并亲手解下佩刀,赐予魏徵。贞观十六年(642年)七月,魏徵染病,卧床不起。太宗手诏慰劳,并说:“不见数日,朕过多矣。今欲自往,恐益为劳。若有闻见,可封状进来。”魏徵不顾疾病在身,又上言数事,对太宗在魏徵生病期间临朝时“常以至公为言,退而行之,未免私辟”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。魏徵平素为官清正,生活简朴,以至家无正堂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,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。建成后,又根据魏徵的好尚,赐给他素屏风、素被褥、几、杖等家物。

  贞观十七年(643年)正月,魏徵病情恶化,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,及时通报病情,所赐药膳无数,中使相望于道。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,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。十七日,魏徵病卒。时年六十四。赠司空、相州都督,谥曰文贞,陪葬昭陵。安葬时,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,以布车载着灵柩。太宗悲恸之极,登苑西楼望丧痛哭,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。并亲自撰写碑文,亲笔书写。他思念魏徵不已,对侍臣说:“人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,以古为镜,可以见兴替,以人为镜,可以知得失。魏徵没,朕亡一镜矣!”太宗论定功臣,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。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,遂吟诗曰:劲条逢霜摧美质,台星失位夭良臣。唯当掩泣云台上,空对余形无复人。

  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,经魏徵举荐入相的杜正伦、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,或以叛逆受诛,因指摘魏徵有朋党;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,太宗信以为真,很不满意,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,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。直到贞观十九年(645年),太宗亲征高丽,战士死伤数千人,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,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,不禁慨然叹息说:“魏徵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。“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,又重立纪念碑。

 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,他刚正不阿,素以有胆有识、犯颜直谏而著称,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,以成贞观之治。太宗曾说:“为政者岂待尧、舜之君,龙益之佐,自我驱使魏徵,天下乂安,边境无事,时和岁稔,其忠益如此。”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,说他“身正而心劲,上不负时主,下不阿权幸,中不移亲族,外不为朋党,不以逢时改节,不以图位卖忠”。这并非是谀美之辞。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。▲

轶事典故

分梨惊文帝
  传说,当年魏徵小时候魏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。全家直系血亲一百多人,谁也不要求分家另过,团结一致,上敬老,下爱幼。主持家中日常事务的当家人,都是未婚少年,一旦长大成婚,就要再换别的未婚男子当家。此事传到隋文帝耳中,他感到稀奇,就趁微服私访的机会,打扮成僧人模样,到魏家控访。到了魏家,文帝见果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当家,心中不禁感到疑惑,于是想试一试这孩子的管家能力如何。
  文帝从兜中掏出两个甜梨,说:“魏公子,贫僧想向你求教家中公平待人之道,请你把这两个梨不偏不倚分给全家所有的人吃,人人都要尝到。”这个魏公子,就是魏徵。虽年纪小,却聪明过人,思维敏捷。他说:“好,谢谢高僧赠梨,请随我来。”随即请文帝一起来到厨房,吩咐说:“这两个梨乃高僧好心所赠,请费心将这两个梨洗净,切开捣碎,放入锅中煮梨汤,请全家老小一齐享用,也不辜负高僧的一片美意……。”
  见此情景,文帝不禁大吃一惊,从内心里赞叹小魏徵聪慧过人,心想这样处理问题,当然全家都赞成。(载《邯郸广播电视报》2007年1月17日, 文/李振德)

直爽胆大
  玄武门之变后,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,东宫有个官员,名叫魏徵,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,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,魏徵到了长安,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,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。
  秦王听了,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。魏徵见了秦王,秦王板起脸问他说:“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?”
 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,以为是要算魏徵的老账,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。但是魏徵却神态自若,不慌不忙地回答说:“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。要不然,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”
  秦王听了,觉得魏徵说话直爽,很有胆识,不但没责怪魏徵,反而和颜悦色地说:“这已经是过去的事,就不用再提了。”

偏听则暗,兼听则明
  有一次,唐太宗问魏徵说:“历史上的人君,为什么有的人明智,有的人昏庸?”魏徵说:“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,就明智;只听单方面的话,就昏庸(文言是‘兼听则明,偏听则暗’)。”他还举了历史上尧、舜和秦二世、梁武帝、隋炀帝等例子,说:“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,那末下情就能上达,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。”
 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:“你说得多好啊!”又有一天,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,跟左右大臣说:“我看隋炀帝这个人,学问渊博,也懂得尧、舜好,桀、纣不好,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?”
  魏徵接口说:“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,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。隋炀帝自以为才高,骄傲自信,说的是尧舜的话,干的是桀纣的事,到后来糊里糊涂,就自取灭亡了。”

智护皇甫德参
  唐代大臣皇甫德参给唐太宗写了一份意见书,上面批评了三件事:“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;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负担;民间女子梳高髻的时髦习俗,是受了皇宫嫔妃的习染。希望陛下能够采取措施,制止和改变这种现象。”
  唐太宗接到上书后很不悦,发火道:“皇甫德参的用意是不让国家使用一个劳役,不让收一粒粮食的租税,不让宫中的人留头发!”并打算对皇甫德参严加处罚。
  魏徵看穿太宗的心思,上前劝道:“自古以来,凡是上书的人,大多数都言词激烈,切中要害,不这样就不能打动皇帝的心。言词激烈,看起来好像是诽谤,其实用心是善良的。即使是狂夫之言,有德行的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,应当听一听,取它正确的一面,抛弃不正确的一面。陛下千万要慎重从事,万不可因一时的偏见,感情用事,随便处置一个勇于提尖锐意见的人。否则以后还有谁敢在您的面前大胆直言呢?”
  魏徵的话使太宗心服口服,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看法,不但没有处分皇甫德参,反而还重重赏赐了他。

憋死鹞子
  一天,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,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,赏玩得高兴时,魏徵进来了。太宗怕魏徵提意见,回避不及,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。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,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,拖延时间。太宗不敢拿出鹞子,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。

皇后救命
  有一次,魏徵在上朝的时候,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。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,想要发作,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,只好勉强忍住。退朝以后,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,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,气冲冲地说:“总有一天,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!”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,问他说:“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?”
  唐太宗说:“还不是那个魏徵!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,叫我实在忍受不了!”长孙皇后听了,一声不吭,回到自己的内室,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,向太宗下拜。唐太宗惊奇地问道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
  长孙皇后说:“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,现在魏徵这样正直,正说明陛下的英明,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!”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,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。

魏徵斩龙
  小说《西游记》里记载了魏徵变成门神的故事: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几时下雨,下多少雨,结果为了赌赢犯了天条,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。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,唐太宗满口答应。第二天,唐太宗宣魏徵入朝,并把魏徵留下来,同他下围棋。不料正值午时三刻,魏徵打起了瞌睡,梦斩老龙。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,阴魂不散,天天到宫里来闹,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。
  魏徵知道皇上受惊,就派了秦琼、尉迟恭这两员大将,守在宫门保驾,果然,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。可没过几天,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,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,这样老龙才不再也敢来闹了。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,就叫画家画了秦琼、尉迟恭两人之像贴在宫前门口,画了魏徵画像贴于后门,结果照样管用。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,秦琼、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了门神,双门左右贴秦琼和尉迟恭,单门贴魏徵。▲

思想

  魏徵早年做过道士,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,他反复劝谏唐太宗要以无为为本,与民休息,这样天下才能清净自定。在他著名的《十渐不克终疏》中,还坚持认为:“陛下贞观之初,无为无欲,清静之化,远被遐荒。考之于今,其风渐坠,听言则远超于上圣,论事则未逾于中主。何以言之?汉文、晋武俱非上哲,汉文辞千里之马,晋武焚雉头之裘。今则求骏马于万里,市珍奇于域外,取怪于道路,见轻于戎狄,此其渐不克终一也。”唐太宗自己也曾说:“朕夙夜寅畏,缅惟至道,… …今鼎祚克昌,既凭上德之庆,天下大定,亦赖无为之功。”

  在法律思想上,遵循封建儒家正统,强调“明德慎罚”,“惟刑之恤”。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、礼、诚、信:一个明哲的君主,为了移风易俗,不能靠严刑峻法,而在于行仁由义;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。“仁义,理之本也;刑罚,理之末也”。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,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,马匹尽力跑时,马鞭便没有用处;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,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。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,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,时代的准绳,一定要使它起到“定轻重”、“正曲直”的作用。要做到这一点,关键在于执法时“志存公道,人有所犯,一一于法”,而决不可“申屈在乎好恶,轻重由乎喜怒”,否则便不可能求得“人和讼息”。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。所以在进谏时,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。在听讼理狱方面,他特别强调“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”,做到“求实”,而不“饰实”,严防狱吏舞文弄法,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,造成冤滥。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,都按照这些思想,着眼于大体,公平执法,依情理处断,做到“人人悦服”。这些又跟黄老道家思想非常相似了。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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